习近平近70小时印尼行的三个“特别”******

　　(近观中国)习近平近70小时印尼行的三个“特别”

　　中新社印度尼西亚巴厘岛11月17日电 题：习近平近70小时印尼行的三个“特别”

　　中新社记者 郭金超 梁晓辉

　　第十次开启“G20时间”、密集会见多国领导人、中印尼两国元首年内再次线下互动……时隔9年再访巴厘岛，习近平这次印尼之行，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二十大之后首次出访的首站。

　　从抵达到离开，习近平近70小时的印尼巴厘岛之行有三个“特别”，诠释着向未来的中国与世界。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努拉莱伊国际机场，应邀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这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机场受到印尼对华合作牵头人、海洋与投资统筹部部长卢胡特，巴厘省省长科斯特等高级官员热情迎接。 新华社记者 申宏 摄

　　第十次参会，特别背景下的“G20时间”

　　这次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印尼巴厘岛峰会被认为是“全球经济在衰退威胁下的一次紧急救援”。

　　二十国集团不仅属于二十个成员，也属于全世界，G20的使命与全球百姓的日子紧紧相连。在峰会开幕的当天，联合国恰巧宣布“80亿人口日”到来。“80亿人口时代如何过上好日子？”成为人类对未来的惕厉和警醒。

　　这是习近平连续第十年出席或主持G20峰会。习近平在峰会的第一阶段会议讲话中，“发展”一词出现40次，是最醒目的关键词。他强调，“我们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发展问题。”

　　习近平在峰会上也再次提到全球发展倡议，呼吁推动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

　　外界称，这也正找到了实现峰会主题“共同复苏、强劲复苏”最关键的驱动力。

　　中方倡议受到各方的积极回应。16日发表的G20巴厘岛峰会宣言亦指出，各国将采取协调行动，推进强劲、包容、韧性的全球复苏以及创造就业和增长的可持续发展议程。

　　客场中的“主场外交”，特别忙碌的代表团驻地

　　习近平此行是本次巴厘岛峰会的焦点。有外媒称，各国领导人争相与这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领导人面对面交谈。

　　近乎接踵而至的国际政要，让中国代表团驻地变得特别忙碌。有评论称，中方俨然于客场中寻找到“主场位”。

　　14日，中美元首会晤在G20峰会前夕率先举行。这是拜登执政后两位领导人首次面对面会晤，持续3个多小时，议题“覆盖了两国关系最重要的方面和当前最紧迫的地区和全球性问题”。全球瞩目这次大国间的“握手”，认为会晤释放出中美管控分歧的强烈信号。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 新华社记者 燕雁 摄

　　峰会开幕后，双边会见尤为频密。15日峰会第一天，习近平密集会见了8位前来出席峰会的外国领导人。

　　中共二十大后，中国将带给世界什么？机遇，成为习近平频繁提及的关键词。

　　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时，他说，“将为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新机遇”；在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会见中，他表示“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带来新机遇”。面对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他说，中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高质量发展，将为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国新发展，世界新机遇”，中国如是告诉世界。

　　密集双边会见中，有的是首次会见，比如韩国总统尹锡悦、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有的则是年内第二次会见，例如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结“新朋”会“老友”，中国代表团驻地的高热度，折射世界对中国的态度。

　　驶入快车道，特别可感的中印尼互动

　　“开始！”

　　随着习近平和印尼总统佐科下达指令，崭新的综合检测车缓缓驶出车站并逐渐加速前行。

　　这一雅万高铁试验运行的场景，是中印尼元首会谈前的一项特殊安排。作为印尼第一条高速铁路，雅万高铁既是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也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在海外落地。

　　有评论称，与雅万高铁一样，中印尼命运共同体也正乘上“高速列车”，驶向命运与共的未来。

资料图为印尼雅万高铁建设现场。 中新社发 王增堃 摄

　　今年是中印尼关系高速发展的“大年”。7月，佐科访华，成为北京冬奥会后首位访华的外国元首。那次访问中，两国元首共同确立了共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大方向。

　　此次会谈，习近平与佐科进一步就共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一致同意以明年中印尼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打造高水平合作新格局。

　　“中国愿同印尼相携相助、结伴同行。”会谈中，习近平的这句话，进一步传递了两国构建命运共同体“共进退、同发展”的温度。

　　印尼民众则会对此更可感。雅万高铁建成后，从雅加达到万隆，3个多小时变40分钟，不仅让民众出行提速，也助当地发展提速。中印尼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互利共赢提供了样板。

　　17日，习近平的专机从巴厘岛起飞，目的地是泰国曼谷。在那里，他将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泰国进行访问。中国与世界的密集互动，仍将持续。(完)

践行聂耳的路——朱践耳百年音乐人生******

　　作者：董 剑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首广为传唱的歌曲，自从1963年诞生以来，曾打动了无数人，激励了无数人。这首歌曲是作曲家朱践耳根据雷锋事迹谱曲而成。

　　在百年人生中，朱践耳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丰富而多情的音乐世界。他的音乐人生堪称中国交响乐史的缩影。

朱践耳 上海图书馆馆藏藏书票 刘明辉/作

　　朱践耳原名朱荣实，字朴臣，安徽泾县人。从少年时代起，朱荣实就十分敬佩聂耳，喜爱他的救亡歌曲和艺术歌曲。他对家里给他取的名字中浓厚的封建意味深感不满。21岁时，他更名为“践耳”。其中的“践”字有两个含义：一是他决心步聂耳后尘，走革命音乐之路；二是想实现聂耳未能完成的志愿，去苏联留学，写交响乐。

　　朱践耳说：“聂耳如果没有走得那么早，他一定是中国的贝多芬。我改名‘践耳’，就是一心想继续走他没走完的路。”

　　朱践耳出生于天津，自幼就跟随家人迁居到上海生活。在中学时，朱践耳便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自学钢琴等乐器，之后跟随钱仁康先生学习和声理论。1945年，在日本投降之际，朱践耳参军，因为体质差，没能去前线部队，而是留在了苏中军区文工团。当时文工团有一架手风琴，没有人会演奏，这架手风琴就成了朱践耳最趁手的武器，为战士们文娱活动做伴奏。在解放战争中，朱践耳成了军乐队的队长兼指挥，在革命大熔炉中开启了自己的艺术生涯。朱践耳写了大量讴歌革命的音乐作品，歌曲《打得好》和民族器乐合奏曲《翻身的日子》在解放区广为流传，让他一举成名。在火热的战地生活中，从小体弱多病的朱践耳身体日渐强壮起来，他曾说：“是革命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

　　新中国成立后，朱践耳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大地重光》《海上风暴》等电影创作音乐。1955年，朱践耳只身来到苏联，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跟随巴拉萨年学习作曲。朱践耳的第一首管弦乐作品《节日序曲》，成为向新中国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一部力作。

　　1960年，踌躇满志的朱践耳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第二年，他开始负责上海实验歌剧院的作曲工作。此后，朱践耳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小型声乐作品。1963年，毛主席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激起了全国亿万人民学雷锋的热潮。雷锋的精神、雷锋的品格和雷锋的事迹，伴随着学雷锋主题歌曲传遍了全国各地。

　　朱践耳就在这个热潮中创作了歌曲《接过雷锋的枪》《唱支山歌给党听》。他也是唯一一位创作了两首广为传唱的雷锋主题歌曲的作曲家。

　　1958年夏天，词作家姚筱舟创作了一首诗，这首诗在1962年被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编写进了《新民歌三百首》。那时雷锋正在沈阳当兵，刚好看到这本书。雷锋很喜爱这首诗，他将这首诗抄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中，还将诗的两处做了改动，一是将“母亲只能生我身”改为“母亲只生我的身”；二是将“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同年雷锋同志因公殉职后，任上海音乐学院教师的朱践耳在阅读雷锋日记时，注意到诗作前两段内容，他为雷锋的精神所打动，仅用半个小时，就为这首诗谱了曲子。朱践耳的爱人舒群回忆，朱践耳无论是创作歌曲，还是创作大部头交响乐作品，只要酝酿成熟，就没有写得慢的。“他写东西，如果没有把握就绝不会写，如果心里掌握了，写得就很快。”

　　1963年，在上海召开学习雷锋动员大会前，歌唱家任桂珍演唱了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朱践耳也是在这一年才知道这首诗的作者是姚筱舟。

　　1975年开始，朱践耳在上海交响乐团任职，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他的交响曲创作生涯。64岁时，朱践耳完成了第一部交响曲。1978年，朱践耳首次将悲剧题材融入交响乐创作中，管弦乐合奏曲《怀念》由此诞生。1982年，朱践耳将民间音乐素材进行加工打磨，运用少数民族特殊的音乐调性与和声谱写下交响组曲《黔岭素描》。朱践耳的创作不是凭空想象的天马行空，他在西南地区的农村生活、考察了大半年的时间。在这里，朱践耳第一次听到苗族、侗族的民族音乐，充分了解了西南地区民族音乐的风情，设身处地感受当地人的生活环境。有了这些积累，朱践耳才自信地说出：“从民间音乐的土壤里，我找到了某些现代作曲技法的‘根’。”

　　1985年至1999年，朱践耳创作了11部气势恢宏的交响曲、18部各类交响乐作品。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少作曲家对于引入西方的现代音乐还持怀疑的态度。朱践耳一直致力于将中国民族音乐元素发挥到极致。他深知，想要进步就必须接受新事物，对西方的现代音乐的合理之处必须进行吸收。朱践耳创作巅峰时期的代表作是《第十交响曲》。这部创作于1998年被命名为《江雪》的作品，将中国古琴曲《梅花三弄》和唐代柳宗元的古诗《江雪》运用到西洋音乐体裁交响乐之中。这部作品充分展现了中国的语言文化魅力，将戏曲和古诗的吟诵这两种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将交响乐中的民族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部作品将录音资料与乐队的现场演奏结合在一起。古琴曲《梅花三弄》是由龚一演奏并录制的，这种演奏方式不仅在中国的交响音乐历史上开了先河，还给现场的观众带来一种全新的听觉体验。在交响曲的编配中，朱践耳更是将十二音序列用“五声”性进行编排，使得整部作品充满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风格。而这也是他所刻意追求的。这部《第十交响曲》直至今日还有很大的影响力。其原因在于，朱践耳在西方的音乐体裁中加入了中国音乐的创作思维，看似传统的编配中充满着创新的技法，他将古琴、戏曲、管弦乐完美结合在一起，琴声、人声、管弦乐的声音浑然天成。

　　朱践耳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是室内乐《丝路寻梦》，这部作品是他为大提琴家马友友的“丝绸之路”乐团而创作的六重奏，2008年被改编为重奏与管弦乐合奏的版本。

　　2017年，朱践耳以95岁高龄病逝于上海。在许多音乐学研究者眼中，朱践耳的音乐人生堪称传奇。他饱经岁月沧桑，人生步入花甲之年后竟还达到了创作的巅峰期，完成了11部交响曲，每一部都有其独特的音乐格调，不仅表现出作曲家个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更展现了民族和时代特色。

　　“朱践耳先生是中国迄今为止创作力量最全面的作曲家，也是青年一代的楷模。他的人生轨迹可以说是中国交响乐历史的缩影。”作曲家叶小钢认为，朱践耳的创作是沟通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桥梁，他的作品诠释了音乐可以有更丰富的欣赏方式。在他的创作中，音乐可以朴实地演奏民族民间旋律，也可以华丽地奏出管弦乐队的辉煌；作曲技法可以恰如其分地被排列，也可以别出心裁地体现独具一格的民族风情。

　　朱践耳创作一丝不苟，花费十年时间才创作出《第一交响曲》。他曾告诫青年作曲家，要静下心来下苦功。朱践耳的手稿永远工整清晰，别人常劝他不要花费那么多时间来写谱子。他说：“先生教的，每个符头，每根线都要对齐，连在哪里翻谱都要算好，方便指挥、演员阅读。”

　　有人认为他的作品里看不到其他作曲家的痕迹。朱践耳的作品之所以可以不着痕迹地将中国的民族性融入西方的作曲技巧中，就是因为他长期浸淫于民族民间音乐之中。正如朱践耳所说，“现代的东西要拿到生活里去核对、分辨，才会知道哪些是中的，哪些是西的”。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30日 16版）